1990年，中国飞行员王宝玉开着飞机叛逃苏联，苏联答应送他去美国，然后给王宝玉戴上了眼罩，送他坐上了飞往中国的图154客机……
1990年8月25日的正午，黑龙江的机场。
地勤人员习以为常地擦拭着汗水，几架歼-6战机像银色的蜻蜓般起起落落。
谁也未曾察觉，编号3171的战机座舱内。
飞行员王宝玉的掌心正渗出细密的汗珠，将操纵杆浸得湿滑。
这个看似普通的飞行日，即将因为一个人的疯狂执念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随着塔台一声令下，战机咆哮着刺破长空。
起初，一切都按既定航线进行，雷达屏幕上的光点规律地移动着。
当编队飞临预定空域时，3171号战机突然做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动作。
机头猛地下沉，像一只折翼的鸟儿直扑地面。
后舱的僚机飞行员只觉眼前一花，还以为是长机在进行极限特技表演。
甚至在无线电里赞叹了一句。
可随即，那个光点贴着树梢消失在雷达盲区内，任凭塔台如何呼叫都杳无音讯。
地面指挥中心瞬间乱作一团。
值班员起初以为是雷达老化失灵，甚至习惯性地去拍打那台老旧的机器。
当确认飞机真的失踪后，警报声撕裂了午后的死寂。
搜救直升机腾空而起，地面民兵漫山遍野地搜寻，结果却令人绝望。
没有残骸，没有烟柱，也没有降落伞的影子。
这架战机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当晚，苏联塔斯社的一则简讯才揭开了谜底。
一架中国军机降落在了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机场，飞行员要求避难。
把目光投向王宝玉的前半生，这并非一次偶然的失足。
1962年生于山东青岛的他，自幼便是那种让人省心却又脊背发凉的“孤僻天才”。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当同龄人在街头疯跑时。
他把自己锁在书堆里，用优异的成绩单构筑起心理上的优越感。
1980年，他凭借出色的身体素质和文化成绩入选空军，成为了全家乃至全胡同的骄傲。
在航校，他依旧是那个冷静得近乎机器的优等生。
第一次单飞便技术娴熟，仿佛天生属于蓝天。
这种精英主义的傲慢在讲求集体主义的解放军作战部队里遭遇了致命的挫败。
王宝玉看不起战友们粗俗的玩笑，不屑于参与集体的活动。
将尼采和萨特的哲学奉为圭臬，自诩为超越庸众的“超人”。
这种孤僻让他在需要高度协同的编队飞行中显得格格不入。
也直接导致了他在晋升路上的停滞。
看着同批的战友纷纷提拔，自己却因人际关系紧张而原地踏步，心理的失衡像野草般疯长。
1988年的婚姻生活本应是幸福的起点，却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军家属工作安排不顺、两地分居的苦闷、以及妻子无意间的抱怨。
像针一样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经。
在那个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万元户层出不穷的年代，拿着死工资的飞行员生活显得捉襟见肘。
1989年，在青岛疗养的那两个月，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脱离了部队的纪律约束，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境外广播里描绘的西方幻梦。
那种对物质生活的极度渴望和对现实环境的极度不满交织在一起，催生了那个疯狂的计划。
1990年8月25日，他精心策划了一切。
登机前，他将手表赠予战友，那不是一个飞行员的随意之举，而是一个逃兵的诀别仪式。
升空后，他利用超低空突防规避雷达，像做贼一样贴着地面飞向苏联。
当他降落在克涅维契机场，举着双手用蹩脚的英语喊出“我要去美国”时。
他以为自己抓住了通往天堂的门票。
他低估了国家意志的力量，也高估了自己的分量。
1990年的苏联已是风雨飘摇，戈尔巴乔夫正忙于应对国内的分崩离析。
根本无暇顾及这个送上门的“礼物”。
在哈尔滨，中苏两国外交官的博弈悄无声息却惊心动魄。
对于急需中国支持的苏联而言，一个叛逃飞行员的分量，远不及刚刚回暖的中苏关系。
一场精妙的“引渡”大戏上演了。
几天后，当王宝玉被蒙上双眼，塞进一架图-154客机时，他满心以为自己正在飞往自由世界。
飞机轰鸣数小时，当黑布被粗暴地扯下，刺眼的灯光中。
他看到的不是纽约的自由女神，而是中国军事法庭冰冷的国徽和黑洞洞的枪口。
这趟所谓的“赴美专机”，不过是苏联人配合中方演的一场戏，终点始终是祖国的土地。
这架历经波折的歼-6被拆解运回，而王宝玉则在死缓的判决中度过了漫长的余生。
那个曾经梦想翱翔天际、追求所谓“自由”的精英，最终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最不自由的囚徒。
他用一场精心策划的逃离，证明了只有扎根于故土的翅膀。
才拥有真正的天空，任何试图割裂与国家血脉联系的飞翔，终究只会坠落在现实的峭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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